映象新闻

[6]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是必然会发生联系而又彼此矛盾的两个规范系统，我们可以从对立与统一两个维度来考察二者是否存在融合发展的基础。

而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话语逐渐转向平等、自由、法治等现代性法律概念，在话语权竞争中，仍恪守传统治理话语体系的民间规范已然处于下风。三是以谢晖教授为代表的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

商事习惯的经验性与规范性的并行不悖，成为塑造近现代商法体系的核心元素。自发秩序强调对经验的利用，但经验本身并不具有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能力，因而很难实现自我超越。目前我国地方立法一般会从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原则出发，强调公众参与制度和专家论证制度的建设，却很少甚至完全不考虑民间规范调查的制度化。民间法、习惯法在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法，但在为国家立法和司法提供法学理论——也是最纯粹的法学理论的规范法学意义上，民间法习惯法并不是法，只能称之为与国家立法或司法活动发生交互关系的社会规范。[20]千叶正士，见前注[8]，第160页。

因此，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需要融合发展，相互吸收对方优点，取长补短。并且，人们又在不断地重复博弈中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循环往复方式，修改和创造出新的博弈规则。就当下而言，我们有必要多方面地探讨什么是有利于守法生成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如何发展恰当的文化心理机制。

{5}Christine Parker Vibeke Lehmann Nielson，eds.，Explaining Compliance：Business Responses to Regulation，Cheltenham，UK Northampton，MA，USA：Edward Elgar，2011. 【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0 进入专题： 守法社会 法治建设 守法意识 守法能力 法律威慑 。四、未来的努力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依法治国的实践、推进实现全民守法，还重申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6]还有更直观的，在日常性的街头执法中，民众在与执法人员的交往互动中不断生成对政府的具体印象，并逐渐形成对政府信任/不信任的整体性评价。{4}赵旭东：何以违法？——适用中国文化转型的规则与社会，《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

比如，为什么当下我国十分强调政府守法、干部和党员守法？因为这是社会大众感知法律合法性的直接来源之一，是能够形成认同的信息来源之一。无视行动者在认识和执行法律规则时可能存在的障碍，想当然地认为法律一经制定就应该被遵守，其结果有可能是掩耳盗铃。

所以，那种仅仅满足于让大众知道法律规则存在的法律教育是有缺陷和不充分的。例如，笔者在一项关于法律意识的研究中发现：一些人肯定地回答法律应当被遵守，同时却在实施违规行为。[51]具体而言，就是要将守法或违法的话题置于公共性的视野中来，使人们认识到违法不止是个体化的选择，也是具有社会公共影响的行为。总而言之，就目前中国的法治实践来看，立法技术日益成熟，执法和司法活动也不断加强和规范，但对于什么才是促成社会大众(公民、组织、机构)自愿践行法律的内在力量和动员机制，现有的认识和具体对策方面的积累尚显不足。

守法能力就是守法社会构建的客观维度之一。回避这种复杂性，有可能变成为了立法而立法。[20]参见注[6]，吕明文，第121页。[20]那么，使法律内化为心中权威的依据和力量何在？本文认为，信仰来源于认同，其核心是对法律合法性价值(legitimacy)的认同。

即便抛开理性经济人的思路，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法律威慑在实践中的运用也会影响大众对法律信任感的生成。[28]参见曹刚、周蓉：论守法的精神，《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29页。

前两个机制可被视作国家影响力，而第三个机制则发挥着社会影响力。[32]由是观之，法律的教化需要寻找能够凝聚、形成大众化普遍共识的有效机制。

本文主张，有必要发展对守法的全新认知，并系统发展有关守法和守法社会建构的法学理论。本文指出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重要思路，即法律的治理应当具备人心的向度，而法律的教化应当关注生活的向度和大众的向度。亦即法律的要求符合道德上的正当性判断，从而使行动者确信遵守法律是(道德上)正确的事情。但是，个人的守法、群体的守法，组织/机构的守法，与一个社会的守法并非完全一样的东西。[34]法律知识的传播和接受，与费孝通所说的文字下乡相似，都需要与特定的文化相连接。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组织、机构，影响其守法能力的关键要素体现在两个方面：关于法律的知识，以及所拥有的达至守法状态的资源。

[27]这些实践都关乎着人们如何评价法律(治理)的合法性，并从中产生信念。此时，守法已经不是法律的机制在起作用，而是道德的自觉在起作用。

法律权威的生成若仅仅依靠威权，如何与人心产生共鸣？如果只是强调法律的威权，那么守法就变成了要我守法，而不是我要守法，而这是一种被动的守法观。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有必要继续探什么是守法社会的核心。

而一旦威慑无力或失效，对社会大众心理造成的普遍性减损就可能在短期内无法挽回。同时，可见性还意味着法律规则的内涵是借助一定方式就与现实生活发生交汇的，其背后的法律目标也是可被感知和理解的，否则它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控制性的、居高临下的存在。

不论是守法的研究，还是守法实践，倘若欠缺了主体性的视角，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或遭遇失败。例如有研究主张，积极守法的实现是与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的唤醒和深化联系在一起的。法律实施产生的威慑还有第二个层面的机制，即经由威慑来建立或调整守法信任。这是一项长期的但已经开始、正在进行的事业，需要有睿智的头脑、长远的目标和脚踏实地的行动。

也因此，守法社会建设关联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同时，过程中的不同要素之间往往会形成相互建构的关系。

进行这样的界分，更有利于探讨行动性和对策性的思路。就此而言，守法的内生性力量恰恰是法治的生长机制之一。

守法意识包含着两个核心要素：认同和道德义务。[47]参见注[39]，刘本文，第148-151页。

对守法的认识和研究，关键是要把意识—能力—环境条件结合起来分析，把法律—社会—个体、规则—行动—观念、立法—法律实施—法律后果联系起来考察，融贯宏观—中观—微观的视角。有鉴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守法社会的生成机制。[19]有学者指出，在法律已被除魅的当下，简单地从法律至上的口号中寻找法律被信仰的力量变得困难。又如，美国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团队做过一组行为实验，该实验最初肇因于某国家公园面临的如下难题：来此公园的游客们常常忍不住采摘喜爱的花和树枝，公园管理者多次张贴标示牌进行警告，但收效甚微。

官方过于专注普法者的期望而忽视受众的期待，普法者既对受众的需要照顾不够，又对法治的精神解释不足，从而导致了普法实效大打折扣。[41]参见吴亚辉：论守法的逻辑——基于法经济学分析范式，《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83-90页。

相较于对立法、司法和执法的研究，学界对守法的研究较为薄弱。倘若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无法有效释放出威慑，则可能导致法律制度形同虚设。

其一，守法不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末梢，相反，它可能影响到法治治理体系中的其他环节，制造出积极有利或者破坏性的影响。[51]参见胡国梁：积极守法：一个被忽视的法治维度，《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70页。